以《我的姐姐》反思童年创伤，中国人到底需要怎样的死亡教育？
或许，我们已经很久没看到如《我的姐姐》一般深刻且独特的现实主义电影了；甚至通过此片，我们可以追溯到曾国祥导演的《少年的你》。
早在2019年《少年的你》热映之时，校园暴力话题便引起了全民的讨论热度，甚至某种程度上影响到了校园暴力本身立法和整顿的改进。
到了《我的姐姐》，电影创作者显得更加卑微且谨慎。在大限度压低姿态之余，孩童视角成为了影像表达的核心驱动力。
中国未成年人成长困境的普遍困境在孩童视角的铺陈下，孤独且敏感；而镜头背后的真实感则被进一步放大，且触及到我们每个人关于童年不愿被提及的创伤。
童年与不幸
“幸福的人一生都被童年治愈，不幸的人要用一生来治愈童年”已然成为了当下许多网民信奉的圭臬。
而一个幸福的童年的标准是什么？如何来定义幸福的童年？其实更应该从多个维度来考量。
不幸为故事的反向延展性扣下了死结，死亡成为了无法改变的现实之后，毁灭性的外部打击几乎瓦解了安子恒的所有依恋情感状态。
父母在世时，安子恒的安全感全来自于外部给予。而一旦父母赐予的寄托不复存在后，淹没过往人格的摧毁性的精神压力便随之而来。
对于安子恒来说，父母构建起了他童年生活的全部，父母的离世不仅在于肉体消逝的不可挽回性，精神守护职能的突然失位，足以对我们的男主角产生不被理解的高纬度打击。
当然在电影中，戏剧效果冲淡了安子恒的悲剧心理活动，孩童的可爱和乐观消弭了悲剧氛围的笼罩，加上与姐姐的戏剧关系冲淡了随后应该发生的悲剧情感表达。
但在电影技巧的助推下，童年的孤独感在同安然的一系列对手戏中，不经意间反衬了出来。结尾处，安子恒即将被新的家庭领养时，孤独感被影像放置到最大。
在许多观众眼中，安然对于亲情的守护或能给予安子恒一个更好的未来，但这一切并不能给他的童年生活带来质的、精神上的改善。
在精神守护神的离去已成为既定事实之下，如何完成孤独感的破除、如何进行完成内心的重建，才更符合电影人道主义的表达倾向。
童年和孤独感
